在SARS肆虐聲中，心情一直很低沉，突然想起這本大學時代曾經看過，但沒有留下太深印象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Albert Camus）的名著＜瘟疫＞（Le peste）。由於如今自己年紀已老了三十幾歲，又業已行醫多年，加上此時此刻正是SARS流行病橫掃台灣之際，這本書讀來更覺作者觀察疾病對人的行為與心理實有其獨到之處。雖然此書出版已經多年，但我仍覺得在此時此刻，這本老書還是非常適合在「每月一書」推薦給大家。就我所知，這本書的中譯本不只一種，而我所看的是孟祥森的中譯本，文筆十分流暢。

　　卡繆這本小說是描述阿爾及利亞一個約有廿萬人口的小城「俄蘭城」爆發鼠疫，導致封城十個月的故事。作者以一位「李爾醫生」為中心，描述這段時間所觀察到的人生百態，藉著故事中不同人物的穿插對話凸顯出卡繆濃厚的存在主義的色彩。故事開始是人們發現城裡老鼠大量暴斃，最初人們並不以為意，但接著有人發燒呼吸困難而死亡，於是大家開始恐慌，謠言四起，人心危危，醫界再三開會也不敢斷言是否鼠疫即將橫行，而政府也遲遲未能裁決，最後到每星期死亡人數不斷竄升，才倉促決定封城。這時正好書中主角李爾醫生的太太病重被送往城外療養，而醫生的母親聞訊趕來照顧工作繁忙的兒子。封城前居民不乏恐慌而離開者，而封城之後，產生許多家人分離的種種悲情，而民眾頓時陷入自我放逐的心情，而成了「黑死病的囚犯」。人們開始無法忍耐孤獨，而電影院、咖啡廳變成唯一能消遣的地方。繼之而來的是憤怒，小城一片蕭條，但是有些人卻因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而反常地出手大方，人民漸漸地變成逆來順受，麻木不仁，「每個人都眼色空茫，顯然由於剝奪了一切對他們有意義的生活而痛苦。而由於他們不可能整天都在思考自己的死亡，就變得一無所思」。苦等了十個月後，開城的時間終於降臨，人們又浮現了一絲希望，重新看到新的生活秩序。在這當兒，作者精心地刻畫出「近鄉情更怯」的細膩心情，「人們又十分小心的不表露出個人的願望，故意用不相干的口吻」。書中也描述到一些大眾的愚蠢作為，譬如瘟疫高潮時，有些人因為家人生病而自己也遭受隔離，重回家園時心理已經失去了平衡，而縱火燒屋以為如此就可將黑死病消除，因而造成封城之後一方面要防疫醫療，一方面又要四處救火的人力匱乏的困境。有些奸商囤積食物，造成飲食物資短缺，更使人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當死亡人數激增，葬禮的效率也跟著增快，而平常沒有人願意幹的搬運屍體的工作現在卻容易找人。作者說：「貧窮已經顯示出比恐懼更有鞭策力，尤其這種工作的危險性帶來的高報酬。」

在這樣的背景下，小說中穿插了各種人物的對白來刻畫人類在遭遇人間浩劫時的心路歷程。譬如說李爾醫生敘述最初鼠疫剛開始時，他最大的困擾是在一旦診斷是鼠疫，必須強迫病人隔離時所遭遇到的困難。有一段描述當他做了診斷，而必須將病人轉送時，病人太太哭著哀求「不要拿他做實驗」，但他心裡卻明白當時政府根本還來不及運來治療用的血清，所以病人只是送進去等死，根本連實驗都談不上。他覺得「現在市政府所採取的規定已經到了可悲又不切實際的程度。至於說那些『特別設備的』病房，他知道等於是什麼：兩棟額外病房，把其中原有的病人撤出去；窗戶都封得密不透風；外邊加了衛生警戒線。唯一的希望就是這場瘟疫自然壽終正寢；目前政府所採取的措施要想把這場病壓下來是萬不可能。」 作者還多處描寫到做醫生的在這瘟疫橫行時所感到的無奈。當他斷定病人是黑死病，那病人就必須遷出，這時就真正的開始了那種「隔離」和跟病患家人的奮鬥；使他最難以面對的是，病人家屬哭嚎對他說：「請你可憐可憐吧，醫生。」讓他有說不出來的壓力。他說「在早期的時候他只是打電話，然後就匆匆忙忙去看別的病人，並沒有等救護車到來，但不久他發現，當他走後家人會把門鎖起來，寧可感染黑死病，也不願意跟親人隔離，因為隔離的結果他們知道得太清楚。接著發生的是責罵、抱怨、嘶叫、砸門，警察採取行動，到了後來武裝軍人；病人是用暴力被搶走的。這樣在最初幾個星期，李爾不得不留在病人的家裡，一直到救護車來。後來，由於每個醫生都有一個民防警察陪伴，李爾才能匆匆忙忙趕往另一個病人那裡。」這是一段醫者沒有辦法幫忙病人，反而引起病人更悲慘的處境時所感到無能為力的挫折感，「在不知還要延續多久的時期中，他的任務已經不再是治療，而是診斷，是看，是描述，是登記，然後是宣判－這就是他目前的用處」。

李爾醫生與當地人們所景仰的潘尼洛神父的對話，也充分反映出醫學與宗教的衝突，他認為「潘尼洛是個有學問的人，是個學者。但他跟死亡沒有直接的接觸；這就是為什麼他能夠用那種確定的口吻來談論真理－用那似乎不能動搖的信仰。但是每個鄉村教士當他到教區看望教友的時候，當他聽到臨終的人在床上嚥氣的時候，都會有我一樣的想法。他會想辦法先減少人類的苦楚，然後才會向人指明這苦楚的好處。」事實上，潘尼洛神父是一個非常有學養而且有熱誠的耶穌會修士，他曾經在封城引起城內居民極端恐慌時，在祈禱佈道裡發出令人震撼的一句話，「災難已經臨到你們頭上，你們罪有應得。」一席如雷貫耳的佈道使得居民都感動得跪下來接受這不可抗拒的命運。但幾個月後下來，他又做了一次佈道，但很顯然的，人們在長期的煎熬下再也沒有辦法用這種宗教的力量獲得心安。「在死氣沈沈的俄蘭城中，潘尼洛神父告訴人們歷史中人類在對抗鼠疫的先例－根據馬賽黑死病的記載，在慈恩修道院有八十一位出家人，其中只有四個逃過了黑死病，而四個中又有三個逃出了修道院。?潘尼洛神父拳頭落在講壇的邊線，用震耳的聲音說，『兄弟們，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做這留下來的一個！』 」，然而這種高分貝的信心喊話這時再也使不上力了。李爾醫生曾經在一次與潘尼洛對談裡，他說：「不，神父。我對愛的看法很不一樣。一直到我死的一天，我都拒絕去愛一個可以讓孩子受盡折磨的世界秩序。」這位神父安然的回答說：「我到現在才瞭解什麼叫恩寵。」而李爾醫生對神父的回答是：「這是一種我沒有得到的東西；這個我知道。但是我不想跟你討論這個。我們兩個靠著某種把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東西並肩工作－這種東西要遠遠超過瀆神和祈禱。而這個東西才是唯一重要的。」

剛封城時，有一位記者藍伯先生前來找李爾醫生，希望能得到診斷書，藉此而能夠獲准離開這裡，回去巴黎與女友相聚。藍伯先生歇斯底里地對著醫生怒吼：「可是，該死，我並不屬於這裡呀！」。原來這位記者先生剛被派到這裡來採訪阿拉伯人的生活習慣，但不幸地正好趕上封城而被迫留下來。後來藍伯放棄了偷渡出城的機會，留在城內參加自願服務的行列，而有一天他與李爾醫生談論到，如何做出偉大的事情時，藍伯認為一定要為他的情感，說穿了就是要有愛情，他所關心的只是「與他所愛的人去活去死」，而李爾醫生冷冷地回答他，「人卻不是一個觀念」，藍伯反詰，「人是一種觀念，而且是一種非常渺小的觀念－設若他把他的背轉對愛情。我的意思就是這樣；我們－人類－已經喪失了愛的能力。我們必須面對這個事實，醫生。」在他們的激辯中，最後李爾醫生做了結論，「我們所做的這些事情絕不是所謂的英雄主義。那只是一種人之常情。這個念頭可能會使某些人發笑，不過唯一跟黑死病戰鬥的方式乃是－人之常情。」

塔霍先生在封城之後挺身而出，發起「衛生隊」號召城內有心人士共同組成志工來幫忙李爾醫生推動各種環境衛生與隔離病人的工作。有一天他對李爾醫生吐露出不為人知的心理背景。他出生在一個很好的家庭，父親是法官，一直希望他能克紹其裘，但有一天當他在法院親眼看到父親利用他的雄辯，使得犯人成功地被判死刑，使他心裡引起莫大的震撼。他對父親崇高景仰的印象完全幻滅，因而決定離家出走，後來又有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行刑的過程，更加深他對父親的職業無法認同。這位急公好義的朋友對李爾醫生坦承他心內的「瘟疫」，他說，「直接了當的說，李爾，我已經害了瘟疫，在我來到俄蘭城，在這裡遇到它之前，就早已經感染了。這其實也等於我跟每個人一樣。只不過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在這種狀況下覺得自在；另外一些人知道，並且想脫出來。就我個人來說，我一直是想脫出來的。」在封城結束幾天前，塔霍先生終於病倒下來，染上鼠疫而過世。當李爾醫生發現塔霍有鼠疫時，他居然一反過去嚴格遵守的原則，不把塔霍送往隔離，他對塔霍說，「我還不能確定你患了黑死病」，塔霍最後告訴他，「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你給人注射治療，而不是下令送病人到隔離病房。」這段話也生動地刻畫出「醫生也是人」的真理。李爾醫生在這摯友過世時，心中十分空蕩，「當那終局到來，李爾模糊的眼淚是無助之淚，是無能之淚；....一個人在黑死病和生命之間的鬥爭中所能贏取的只不過是知識與回憶。但塔霍或許就會管這個叫作『贏』吧。」「『贏』就是這個意義....只伴著一個人所知道的回憶去生活，卻跟所希望的斷絕，那又是何等辛酸！」。

就在開城之前，李爾醫生接到電報獲悉太太已經在療養院病逝，這位外表衿持，不苟言笑，強制執行隔離病人時，執法如山鐵面無私的李爾醫生，這時也難掩夫妻情深的人性的一面。在封城之前趕來幫忙照顧他的母親，與這位清早出門，深夜才拖著疲憊步伐回家的兒子之間每天只有短暫的接觸，而有一天李爾醫生也脫口問他母親，「媽媽，你有沒有怕過？」而引起母子之間非常深入地對人生的探討。「在這樣的時候他知道他母親在想什麼，她愛他。但他也知道一個人愛一個人並不算什麼；或者更正確一點，愛永遠不會強到足以找出適當的字眼來表達。因此，他和他母親永遠都會是這樣沈默的互愛著。」。

書中也摻雜著幾個小人物，譬如說是自殺獲救憤世嫉俗的柯塔，在瘟疫橫行時變成城內唯一快樂的人，而在開城時卻發瘋殺人而被送進監獄；還有一位市政府的職員格蘭，整天都希望學會表達自己的意思，每晚總是在努力寫稿，冀望有一天能夠用他的寫作感動多年以前遺棄他的妻子。結果在他染上鼠疫發高燒時，他要求李爾醫生把他寫了五十幾頁的稿子燒毀，而在燒毀之前，李爾醫生才發覺這五十幾頁的稿子事實上寫的都是同樣的句子，只是一個有關「....騎著馬走過一個街道」的句子改了又改，這也影射出小人物浸淫於作家的天才夢，每晚構思寫作可愛又可悲的樣子。中間又穿插了一位令人感動的法院推事奧銅先生，這個人是一個循規蹈矩的老實人，當他發現自己的小兒子得病，明知一旦通知李爾醫生就可能會遭受隔離的厄運，但他還是通知李爾醫生。果然兒子被證明是鼠疫而被送到醫院，全家人也因而遭到隔離。他在隔離營裡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發現自己是因為文書上的錯誤而未被準時釋放，所以他寫信拜託李爾醫生，才從隔離營釋放出來。當他發現兒子早就已經過世，頓時心灰意冷，而要求李爾醫生幫忙他再回去隔離營裡。他說：「我怕我沒有把話講清楚，我聽說在營裡有些公務人員在做自願工作，那當然會讓我相當忙。而且－我知道這話聽起來有點荒謬，但是我仍舊覺得這會跟我的小兒子離得近些。」這是一段令人十分令人感動的插曲。

綜觀這本書，對於醫者的角色，從治療病人、解除病痛，而後淪為強制病人住院、家人隔離、拆散家庭，面對周遭朋友同事相繼過世而又無能為力的無奈，以及在瘟疫控制下來以後對人生產生更進一步的認識，都有非常深入的刻畫。作者最後藉著一位李爾醫生照顧多年的老人，說出一些深具人生哲理的睿言。這位老人聽李爾醫生告訴他好友塔霍過世，他說，「這是最好的，人生就是這樣子」，當醫生追問他為什麼這樣說，「你差不多以為他們要為了瘟疫得勳章。可是『瘟疫』又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在瘟疫的時期，人們所受到的教訓就是人類值得讚美比值得鄙視的事情更多。」。作者在書中最後幾行裡交代出他對人生正面的看法，「他所要講的不是一個獲得最後勝利的故事，而是人必須做什麼、在那永無終止的戰鬥中必然還要反覆再做的事，這戰鬥是一切不能夠成為聖徒、而又拒絕在瘟疫面前俯首稱臣的人，儘管個人遭受一切痛苦，仍舊竭盡所能去跟恐怖的統治與無情的屠殺所做的戰爭；他們致力於成為治療者。而真的，當開城慶典時，李爾聽著那從俄蘭城升起的歡呼聲，他想到這些歡樂永遠都是朝不保夕的。他知道一些事情是這些歡呼的群眾所不知道的，但他們卻可以在書本上看到：黑死病的病菌不會死滅或永遠消失；它可以經年累月潛伏在家具和衣櫥裡；在臥室，地窖，箱子和書架裡等待；而有一天，為了給人類帶來苦難和啟發，他可能再把耗子轟起來，讓它們死在一座快樂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這讓人又回想到小說一開始，成百上千的老鼠流竄橫死在街上，開始了瘟疫的序幕，時光就是這樣的週而復始循環不斷。

記得卅幾年前看卡繆的＜異鄉人＞遠比這本書來得喜歡，當時只覺得＜瘟疫＞帶給我難以透氣的沈悶感，但今天由於親身體驗SARS肆虐人心惶惶，而卅幾年來自己也由學生變成了醫生與教授，再讀此書更對卡繆能如此深入地觀察浩劫下的人生百態，以及傳神地刻畫醫生的角色，感到由衷的佩服與喜愛。（2003-06）

.........全文取自「當代醫學」月刊92年7月號第357期587~591頁）

作　　者：Albert Camus

出版公司：桂冠圖書（股）公司

頁　　數：285頁

本書出版於2000年9月（三刷）

轉載 賴其萬／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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