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由曾經撰寫「台灣蛇毒傳奇」、「肝炎聖戰」等名著之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楊玉齡所著。誠如楊女士所說，杜聰明博士(1893-1986) 擁有很多「第一」的頭銜，然而很多台灣人卻不知道杜聰明是何許人也，在書店也找不到一本關於他的傳記，套用作者的話，「台灣人的臉譜要靠台灣人去勾勒；台灣的文化資產要靠台灣人自己去珍惜。」 有感於此，作者透過許多難得的文件資料以及珍貴照片，將杜聰明博士一生求學、研究、教學、創校的歷程，巨細靡遺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對台灣醫學教育、醫療史有興趣者，這本書是一本非讀不可的好書。

杜聰明博士在小學畢業以後，即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唸了五年，成為醫學校第十三屆畢業生，而後進入京都大學苦修六年，先入內科學，再轉細菌學，最後定位於藥理學，爾後成為「開台第一位博士」。回台後，榮任母校台北醫專助理教授，並任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技師，而擔任助理教授不過半年，就升任教授。而後有機會到歐美遊學兩年半，以其細微的觀察力發展出他的世界觀，回台後專注於鴉片、蛇毒、中藥之研究，發展出台灣在這方面優秀的研究團隊，最後榮任日本藥理學會理事長。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出任台大醫學院院長兼附屬醫院院長，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離開台大不久，即成立高雄醫學院，擔當醫學院院長，一直到1966年才退休。

書中首先描述杜聰明博士的養成過程中，如何受到幾位大師（mentor）的影響，而塑造出他那種堅忍不拔、擇善固執的個性。他的小學校長小竹德吉非常注重人格養成，經常告誡學生要以真面目待人。小竹校長曾說過「人之價值高下與學問深淺或技術之良窳無涉，而是以精神之修養或品格為依據，隨著學術的精進，心之修養亦當如是。」。醫學校的校長高木友枝也兼任生理衛生以及倫理修身課目的老師，指導學生做活學問，「在做一個醫生之前，要先做一個人」。台灣醫學校創建元老之一的掘內次雄老師常常在他生涯的轉捩點指點迷津，使人充分感受到「老師」並不只是課堂上的「傳道」「授業」而已，也可以是畢業後仍舊能幫學生「解惑」的良師益友。杜博士從小自律甚嚴，譬如說棍棒操與冷水浴，這些他都持續到八十六高齡，才因為健康因素而停止。杜教授早年勤練書法，成立研究所書道會，不管公務如何繁忙，一定都要練字至少四張，做事情非常有恆心毅力。他守正不阿的風範，由書中這段話也可看出，「杜教授任台大醫學院院長以及赤十字醫院院長時，兒子杜祖健生起病來，『按照法規，副傷寒屬於法定傳染病，必須住進傳染病院。』可是發現時他病情已經減弱，醫生認為不必住傳染病院，留在普通病院即可。然而杜聰明知道後，卻堅持要把杜祖健送進傳染病院去隔離，因為規定就是規定，院長的兒子尤其不能例外。」

杜博士留日取得學位回台參加母校的研究教學工作十年以後，獲得機會留學歐美二年半之久。由楊女士所收集的資料可以看出，杜博士這段期間不只拜訪歐美各國有名的藥理研究中心，結識藥理學界大師，並且以其細微的觀察力，學到許多做人的修養以及日後他辦醫學教育的理念。在舊金山時，他發現日本人常抱怨比起美國人，他們所受到的差別待遇，和在台灣時，台灣人常說比起日本人有不平等的待遇是有一樣的苦衷。他注意到舉世聞名的細菌學家野口英世教授在餐廳碰到美國同事時，就馬上由日文改用英文與杜博士交談，這舉動提醒了他「不要說第三者聽不懂的語言」的國際禮儀。從美國社會他注意到尊重女權，從德國他學到了簡樸敬業的精神，對於他們喪葬火化遺體時，遺體只著紙衣而不穿真正的衣服，他用「衷心敬佩」四個字來表達對德意志民族的整體觀感。在英國他也見到了這位曾經來台行醫，號稱「熱帶醫學之父」的萬巴德醫生（Patrick Manson），帶給他很多啟示。在法國，他也深愛藝術浪漫的氣息，而勤學法文，這些都促成之後杜教授重視人文在醫學教育的重要性。

回到台灣以後，杜教授首先挑戰台灣當時嚴重的鴉片問題。他利用當時慈善家施乾所創辦的乞丐收容機構「愛愛寮」，做為鴉片戒斷的臨床實驗場所，綜合「斷禁法」和「徐徐漸減法」而發展出獨樹一幟的「杜氏斷癮法」－－注重患者精神之影響，逐量減少麻藥，並盡力治療癮者合併症。有了輝煌的成果以後，他就創立「鴉片除癮醫院更生院」，最後在更生院中開設看護婦（護士）講習會，創設產婆（助產士）講習所，並首創「禁藥尿檢法」。杜博士嚴厲執行毒癮戒斷中，顧全人道與科學雙管齊下，替鴉片戒斷在醫學上闖出天下。由於杜博士的學術地位受到肯定，台灣開始有能力訓練博士人才。在1930末期他開始研究蛇毒，首先於一九四一年提出一篇長達一百四十頁的詳實論文「台灣毒蛇傷人之統計報告」，而後他的團隊發表了一系列的蛇毒藥理研究報告。1940末期杜博士開始對中藥做深入的研究。

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任命杜聰明為台大醫學院院長兼附屬醫院院長，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等。1950年代，醫學院正式成立牙學科、藥學系等，而後與當時之錢思亮校長意見不合，1953年被迫離開台大。杜博士在台大的告別演說中，對高等教育說出如此語重心長的話：「余在二年前之教師節，以教育功勞者之賜匾表彰時，在台北賓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之招待午餐會席上，余曰，中國之大學，包括台灣大學，余看不起，這是一個school，不是university，余最後希望錢校長，能夠給台灣大學發展之。」

1954年在高雄成立高雄醫學院，繼續追求他在醫學教育的理念。杜博士在高醫成立大會時發表他個人對大學教育的理念，認為「大學應該由幾各因素來決定：有權威之教授、有優秀之學生、有相當之設備、有相當的經費，有學術的作風、以及有固有的校園精神。」字裡行間也可以使人感受到他在雲遊四海得到的觀察經驗已凝聚於他這段大學教育的理念。杜教授在高醫期間充分展現出他對通識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視。書中引述第一屆的陳瑩霖回憶道：「杜院長很重視同學的語文能力，當時我們英語修十三個學分，德文十四個學分，拉丁文三學分、法文二學分、中文八學分，同學們彷彿置身語言學校。」杜院長在高醫推動榮譽制度，他曾說：「你不會寫沒關係，但如果你作弊就留級。」 他在學校成立星期六畫會，鼓動藝術氣氛。他主動邀請名畫家李石樵先生將彰化基督教醫院創院院長蘭大衛醫師切割愛妻連瑪玉之皮膚移植於台灣病童的故事繪成名畫（割膚之愛）掛在廊上，「高醫學生時常對此走廊走過來過去，不知不覺中受感化，將來一定個個學生都做學德兼備好醫生，來為病人服務。」最後他還深感漢人忽略山地醫療而感到慚愧，因此推動高醫招收「山地醫生專科班」，使山地不再有「無醫村」。杜教授不只是一位傑出的醫學研究者，且是深得人文教育精髓而具有大學教育理念的教育家，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實踐人文醫學家。

很遺憾地，杜博士與高醫董事長陳啟川之間後來因為理念的不同，而導致校務上的嚴重衝突，書中對這段鮮為外界人士所了解的恩恩怨怨也有相當客觀的記載。杜教授於 1966 年離開高醫以後，繼續擔當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到1986年才卸任。杜博士晚年寄情於詩詞書法，書中所展現的一些作品也讓人深深感受到他的文學素養。

這本書就一個人的傳記而言，資料收集非常客觀，記載功過也十分持平。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也可以看出杜博士的獨斷獨行及管理風格，以及對臨床醫學的缺乏諒解，導致日後高醫功敗垂成。還有，由於他個人追求學問嚴謹的態度，以致於家庭生活未盡圓滿，與子女親情互動有欠理想。透過這本書，也才使我們了解杜博士雖然有輝煌的學術研究與教學成就，但他絕不是躲在象牙塔裡，獨善其身的學者。他不只醉心研究，他也關懷社會，在醫學生時代，他曾因痛恨袁世凱之阻礙中國民主化，而與另一位學生到北京，企圖以霍亂菌投入水源地毒殺袁世凱。他在日本求學時，也曾加入中華革命黨。日據時代推行皇民化運動時，他由於是台灣名人而被推選為皇民奉公會台北州的生活部長，但杜博士堅持不願改名換姓。他稟持原則，不屑與一些政界名人交往，並且在政府遷台後，極力反對台大醫學院與國防醫學院合併，而在其【回憶錄】指出：「實際上，當時台大醫學院，尤其是附設醫院均是年輕年齡，可能受『國防醫學院』老教授壓倒之，如今日來看，無合併才有今天兩方之這樣的發展矣。」

最後謹摘錄書中兩段杜博士說過的話，與讀者共享他獨特的睿智、真知與灼見。

杜博士在政府遷台的民國卅八年，醫學會四十二屆總會的致詞，對醫學研究有以下精闢的看法：「我國醫學者中，林可勝、吳憲、蔡翹諸位先生，都是世界權威者，我們中心表敬意，但是對國內一般醫學院論之，慨等於職業專門學校，唯有教學生一般醫學知識，沒有注重獨創的實驗研究，這是我國醫學不能發達之最大一原因，此弊害一也。一般教授想有知識、有經驗就可以做教授，沒有顧慮到自己之研究能力及研究業績。又當局沒有重視養成次代新進優秀之專家，唯著老先生為國寶，此弊害二也。一般青年出洋在外國諸大學，大多數只以獲得學位，回國做官為目的，無意求精進自己之獨創的研究，做一科門之專家，來貢獻學界，此弊害三也。政府既有規定學位令，但是沒有實施細則，我國大學還不得授與學位，沒有想到學術之自立，此弊害四也………」，雖然這是杜博士五十幾年前所說的話，但今日讀來，對當前國內學界，仍是鏗鏘有力的諍言。

在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瀰漫排斥德日、尊崇英美以及中國沙文主義的風氣下，杜教授獨排眾議，發表特立獨行的見解：「自光復以來，勿論國內的好壞東西都進來，要祖國化的今天，鄙人主倡台灣在好的地方及日本留下的好的地方，亦要保存。當然我們排斥過去在台灣的殖民政策及日本帝國主義，但是這件事可以與日本文化分開來想的…..鄙人提起這個問題來討論，自己亦知道這是一種逆時代（潮）」流的思想，但是鄙人是出於精誠愛國的信心，而警告不要過度抱偏見來指導社會，（因為）我們大中華民族，應該有大國民的態度，來吸收各國文化…」。對時下泛政治化的風氣，這幾句話真有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

轉載 賴其萬(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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